黄庭寿：红樱桃

小时候，听母亲说，祖母很凶。

凶什么呢？这事七弯八绕，我直到懂事了才弄明白。

祖母一生养了十个孩子，除老大、老五两个女儿活了下来，其他七个生病的生病，饿死的饿死，先后夭折了。家里毕竟要有个承继香火的，于是父亲当了上门女婿，与大女儿（我称从未谋面的这位大女儿叫大妈）成了家。不料好景不长，在大哥出生后不久，大妈又撒手人寰了。沉重的打击，犹如一记闷棍敲在祖母头上。可能是老天觉得过分了，祖母脸上的悲戚还未退净，竟然在中年喜得贵子。幺叔来到世间，彻底扫除了笼罩在家族头顶挥之不去的阴霾。祖母月子没满，一双小脚跌跌撞撞地在村子里跑了几个来回。人生的大悲痛大喜悦在脑子里煮成一锅粥，祖母一会儿大哭，一会儿大笑，走到老井边，一口痰堵在喉管里，直挺挺地倒在青石板上。众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回家，一周之后才悠悠醒转。

随后，父亲的命运急转直下。

俗话说，嫁出去的女，泼出去的水。父亲是上门女婿，等同于出嫁，要回去没有可能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娶回母亲。大妈的过世，幺叔的降生，祖父在幺叔长到三岁后的归西，冥冥之中把父母亲逼进了“烂泥塘”。尤其是随着幺叔一天天长大，祖母一向佝偻的腰杆渐渐挺直，加上母亲争强好胜，“卖石灰的看不惯卖白面的”，于是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闹，整得鸡飞狗跳。吵闹的结果是，父母亲只好到屋檐下蹲着，几块石头支起一口鼎锅生火煮饭，遇上刮风天，烟灰扑面，眼睛整得通红，熬成了“兔子眼”。

讲点陈谷子烂芝麻的事，不是为了痛陈家史，而是为了叙述下文的需要。事实上，在我懂事时，祖母与母亲的关系早已缓和，我们一家六口搬进了黑洞洞的屋子里，虽然窄小了点，但遮风挡雨不成问题。那口鼎锅丢弃在床下，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灰。母亲偶尔也提起它，不是记仇，而是敲打我们：谁不好好读书，谁以后就继承这口锅了。

祖母待我视同己出。

祖母个头很高，五官很周正，脸形略长，稀稀疏疏布着一些麻点。我开始读书时，祖母已经有些老态，鬓边的白发非常显眼。她住在木楼上，上上下下之间，老得掉牙的胡梯发出“吱嘎”的响声。屋顶上有一片亮瓦，天气晴好时，一团光柱从亮瓦打进来，卷起数不清的尘埃。老式的木床上方，架了一顶熏成黑红色的粗布蚊帐。祖母常常坐在床边抬头看亮瓦，一看就是大半天。有时也做点针线活，麻线在千层底上拉扯的声音格外清晰。看到我上楼，祖母的脸上就会漾出喜色，停了活计问这问那。有时高兴了，叫我守在楼上别动，然后颠颠地下楼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煮好的荷包蛋就在我眼前晃动。这个待遇，除了我之外，包括大哥在内的几个哥姐，谁也没有资格享受。俗话说，皇帝爱长子，百姓爱幺儿。我在家中排行老幺，会不会是这个缘故呢？

祖母的灶屋与我们的灶屋一墙之隔。这堵墙，其实是一道竹泥墙，因为年久失修，上面的泥巴脱落得厉害，齐胸的地方形成一个海碗大小的洞口。祖母每天起得很早，坐在灶膛前生火后，用葫芦瓢盛上凉水，喝上一口，仰起脖子，喉咙“咕咕咕”地响上一阵。待漱完口，锅里的水差不多就开了。像变戏法一般，祖母往往从灰堆里刨出一个煨得焦黄的红苕或者洋芋，从洞口递过来。闪闪的火光照着祖母那张略显苍老的脸，每每想起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在我上初中时，婆媳之间亲如一家了。父母亲和幺叔合计给祖母办生日，祖母三番五次推脱不成，终于拍桌子打板凳地发作了。她指着父亲和幺叔的鼻子唾沫溅珠，好一顿训斥。末了，硬邦邦地丢了一句话：今后谁提过生谁滚蛋！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识祖母的脾气，我终于相信，过去她与母亲的争斗不是传说；我同时更相信，人与人之间其实没那么多解不开的疙瘩，当然，非要把自己扭曲成疙瘩的例外。

上师范时，祖母颤巍巍地走进灶房，给我煮了三个荷包蛋。我的眼泪“扑簌簌”直掉，祖母张开落光了牙齿的嘴，呵呵地笑。后来，我看到一张画报，上面是一个满脸核桃纹的老奶奶，望着一树红樱桃，甜甜地笑。我心里一热，特地跑了上百里地，在一处苗圃购回两株樱桃树，栽在自家地角。虽说“樱桃好吃树难栽”，但我相信，凭我的虔诚，祖母一定能够吃上鲜红欲滴的樱桃。

祖母最终没有吃上鲜红欲滴的樱桃。22年前的那个冬天，她毫无征兆地歪倒在灶膛前，平静安详地走了。祖母去世三年后，樱桃成熟了。麻雀登上枝头啄得起劲，剩下的果实闲抛闲掷。又过了几年，连樱桃树的影子都不见了。

（本文收入黄庭寿散文集《我的大麦梁》）